青马抗日了吗（抗战时期的宁马青马）
青马抗日了吗（抗战时期的宁马青马）
1、文天祥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原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因父丧未受官职。
开庆初年(1259)蒙古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以避敌锋，文天祥上疏请斩董宋臣，以振奋人心，并献御敌之计，未被采纳。后历任刑部郎官，知瑞州等职。咸淳六年(1270)，因得罪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
德佑元年(1275)正月，闻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进逼临安，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扣留，押往北就。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
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脱，乃退广东继续抗元。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同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
2、小兵张嘎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
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
3、刘胡兰
刘胡兰（1932年－1947年1月12日），原名刘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派军于1947年1月12日将刘胡兰逮捕，因为拒绝投降，被铡死在铡刀之下，时年15岁。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4、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
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我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5、周银海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乡干部，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我却英勇被捕。敌人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明白!”。
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明白!”
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必须会打败反动派!”
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杨得志出身贫寒，参加红军前没上过学，只是1937年上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过，这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唯一一次学习深造。作为一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高级军事将领，他特别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战争实践，自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部队建设和作战。在反“围剿”过程中，他体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直南(即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任务是“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3月，他率部到达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1939年3月下旬，依据这一方针，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陇海路沿线是敌人的重点守护地带，他指挥部队在铁路两侧反复打击日伪军，一度迫使敌陇海线交通中断。4月下旬，他又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山东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250多人。进攻金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
冀鲁豫支队的一系列战斗，打开了鲁西南、豫东边界地区的抗日局面，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9年7月至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冀鲁豫支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得志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归于失败。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1939年6月30日，杨得志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歼灭定陶顽军500余人，有力地惩罚了顽固派。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离开以后，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于1个团的兵力。6月10日，恰在黄克诚率部南下之际，日伪军2万多人分12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杨得志发动“活的人山”，指挥部队分散突围，“硬的不打，软的打”，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的斗争，奇迹般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1年3月，敌人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12日，日军1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对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进行“铁壁合围”。根据“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战术原则，杨得志率领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突出重围，跳到鲁西观城县。然后，奔袭敌人后方清丰县城及周围据点。这一行动，打破了敌人的部署，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这一次“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敌情更为严重，周边地区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有日伪军7万多人，第2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1941年7月中旬，为了统一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区党委委员。两区刚一合并，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边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起，杨得志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派遣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是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山)张(秋)支队表现很突出。自1942年底到1943年2月，昆张支队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边区党委、军区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1943年里，全边区共派遣124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1943年11月，在反击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的战斗中，杨得志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当他得知孙良诚的主力第4、第5军同时离开老巢——河南濮阳东南的八公桥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内部空虚时，果断采取“牛刀子钻心”战术，避敌主力，攻其虚弱，调集部队直插八公桥，全歼了孙良诚总部和直属队，捣毁了敌人的首脑机关并俘虏了伪第2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一举击退了孙良诚伪军的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收复了八公桥及周围200多里的地区。
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杨得志的大量心血。
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率部保卫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的重任；在冀鲁豫边区的5年零3个月，他为建设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我军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我军一时难以围歼其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局势。当年9月，东北我军发动秋季攻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叫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后称华北军区2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根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指示，为配合东北战场的行动，率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北，寻机在河北境内歼敌。他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敌人自北平、涿县、霸县分数路向我军扑来。杨得志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以另一部兵力钳制容城之敌第16军外，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5师等部。17日，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此时，石家庄守敌、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第7师及敌第16军一个团北上，企图协同北平出援之敌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杨得志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六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200多华里，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他一面向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此时的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杨得志的歼击目标，还在做着南北夹击我军的美梦。他以为我军主力都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石家庄老窝，所以毫无戒备。我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200余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了进攻。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地插入敌阵，把敌人切割成数块。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两昼夜，全歼敌军1.3万余人，生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从军长到伙夫，一个也没逃脱。更重要的是，从此我军在华北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这次战役创造了在平原战场大规模歼敌的奇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受到***的褒奖，并成为载入我军史册的模范战例。今天看来，清风店战役阻北袭南，与当时华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战役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要创造并抓住这样的战机，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和胆略啊!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赋诗：“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948年初，杨得志率杨罗耿兵团在河北安国地区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把战场引向蒋管区去”和“向外线出击，配合东北部队实行战略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他率领部队进行了出击察南、转战冀东、跨平绥、战青康，牵住了傅作义的“牛鼻子”，拖住了他的主力不让其出关，配合东北部队“关门打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为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11月，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杨得志戎马生涯中的又一杰作，也体现他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雄怀壮志。
石家庄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是敌人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非常重视石家庄，令守敌苦心经营多年，建立了由钢筋混凝土工事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组织了严密的火力配系，构筑了内外沟壕，并在上面架设电网，在当时可谓固若金汤。敌人狂妄地叫嚣，石家庄可以“坐守三年”。攻占这样的大城市，我军还是首例。为此，杨得志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那时，杨得志作战有个习惯，他的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他总结的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近敌人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他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他采用多路围攻、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军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战役发起后，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拔掉了蒋介石楔在我华北解放区中的这颗钉子。1948年11月21日，朱德总司令电示“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特嘉奖全军。”解放石家庄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948年12月，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35军西进增援。而我军此举正是为了把敌35军调出北平，以便在城外打掉傅作义这块“心肝宝贝”。不久，傅作义发觉上当后，又令第35军火速东撤。毛泽东非常重视截住敌35军这步棋，把它看作是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罗耿兵团，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35军东逃之路，切断敌35军与驻怀来的敌104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塞外高原滴水成冰，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不避艰险，率部队连续强行奔袭6昼夜，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35军的突围，顶住了敌104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
1949年6月，杨罗耿兵团序编为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进军解放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就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对此，毛泽东在给西北我军的电报中专门指出：“……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杨得志一方面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仔细研究了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拼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敌策划在兰州与我军决战，企图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我军于兰州，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我军。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我军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彭总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我军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2、第19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的第1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堵住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由于部队轻敌，在实施侦察性攻击时失利。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一方面组织部队分析原因，迅速消除了思想障碍，找到了对策。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再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总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西北进军，杨得志那横戈马上的生涯，又多了一份过关斩将的光荣。 1951年1月初，杨得志率志愿军19兵团从西安到山东兖州、泰安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加入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出动前，他特派曾思玉率19兵团每师1名军事干部到朝鲜参加了多次战役总结会议，听取金日成首相的讲话和彭总作的总结报告，并听取了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军长、政委和朝鲜人民军军团长介绍同美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由于抓住了“联合国军”的特点和弱点，19兵团得以扬长避短，在天德山、马良山和上甘岭战役中，顽强阻击敌人，使这些山岭成为敌军丢盔卸甲的“伤心岭”。
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总对此十分赞赏：“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穿!”第五次战役中，担负19兵团第一梯队主攻的187师等部，就是利用工程作业伪装，预先将部队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战役一发起，就迅速接近敌人，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率先从西线打开战役缺口。美军惊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后来，志愿军广泛推广了这一经验，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在持久的阵地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刚刚完成第一、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正向“三八线”附近转移。“联合国军”摸到了我军每次进攻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的规律，趁机向我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目的是要把我军反击到平壤附近地区。由于我军对敌人的反扑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够周密，造成了转移初期比较被动的局面。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首长彭德怀要求各部队采取坚决的行动，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志愿军19兵团的正面，是美军第1军的主力。该部敌军沿涟川向铁原方向攻击，企图将我军战线拦腰切断。敌兵力两倍于19兵团，补给充足。尤其是美骑兵第1师，是美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美国国内南北战争时期，号称没打过败仗，气焰十分嚣张。而19兵团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兵员减少，弹药奇缺，形势非常严峻。杨得志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涟川、铁原一线是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线，铁原又是我军囤积物资的主要供应站，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割裂我军东西线的联系，直接影响我全军的战场形势。他立即按志愿军首长意图调整兵力，将部队成梯次部署，准备层层抗击，决心以最大牺牲来换取整个战线的稳定。他告诫部队大部队的正面顽强阻击后边，是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便是这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成功的关键。他甚至把兵团直属队都拿了上去，显示了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坚强决心。在他的指挥下，担任阻击的第63军打得很顽强，也打得异常艰苦。有的部队一天要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搏斗：一些团队伤亡很大，有的营、连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阵地失而复得，一天之内就有好几次反复。打到最后，某团二排只剩下八个人，仍然抗击着敌人两个营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19兵团与敌人寸土必争。铁、涟地区的阻击，整整进行了13个日日夜夜，粉碎了敌人把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的企图，为兄弟部队按彭总的部署进行战略调整，将整个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次战役，19兵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这不仅说明1 9兵团战士打得多么英勇，也深刻反映出杨得志为全局利益勇于牺牲局部的高尚胸怀。彭总视察19兵团的部队时，激动地说：“给你们补兵，给你们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
第五次战役后，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不久，杨得志调志愿军司令部任职，协助彭总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役”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4年11月，杨得志又担任了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光荣责任。 爆发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得志再次受命负责西线云南边境的战事，军事界普遍认为西线战绩优于广西边境由许世友负责的东线，单从战果上比较，我东线集团军的战绩要强于西线部队，东线集团军谅山战役全歼敌王牌13师，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大战果。但说到伤亡，东线集团军却远远大于西线，甚至还出现了整个一支连队被敌人俘虏的局面。也正是由于西线战功的卓越，杨得志事后得以晋升总参谋长。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许世友与杨得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敌人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另外约有50000越南平民伤亡，在当时越南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可算作战斗人员伤亡）。但是我们也为胜利付出了27000人伤亡的代价，其中阵亡将士为6000多人，负伤战士为21000人。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杂牌军也有很多派系，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湘军，阎锡山的晋绥军，龙云的云南滇军，西北两马，青马宁马。
中央军里也有土木系、黄埔系。
抗日战争时期，最精锐的骑兵应当是青海军阀马步芳麾下的骑兵师。番号82军骑3师
1937年8月，马步芳、马步青派遣军队参加抗战，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组成。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 马步芳、马步青先后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是暂编骑兵第一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第一师师长是马彪，第二师师师长是马禄。马家军作战英勇，以骑兵见长，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
青马士兵凶悍顽强，但是武器比较差，但青马的内聚力和士兵的战斗精神弥补了装备上的缺陷，因此在战场上屡屡获胜，打西路军、西俯战役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青马士兵在战斗中敢于和善于近战格斗，其利器就是马刀。此外，士兵后面亦有严酷的督战队督战。因此，若对方火力弱，工事不坚是很难对付青马的。红军西路军吃亏就是这样，红军火力弱，难以阻挡青马的死命冲锋（而且往往是行动迅速的骑兵），最后在白刃格斗中被优势敌人消耗。咸阳战斗，解放军集中了优势炮火始击退青马，兰州战役时，解放军各军都将自动火器集中于一线才起了作用。
红军一向认为，青马除了武器装备差以外，青马士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精神同日军是等同的，很难对付。彭德怀对部下说过：要象打鬼子一样打青马；解放战争要结束时，青马仍是“全国有数的顽敌”。那段时间，从毛泽东与一野的电报来往可看出毛对马家军的重视和警觉。
在对藏军或藏民部落土兵作战时，面对枪械比自己更差的对手，青马士兵表现更为出色，曾有青马一个营（300人）击退数千藏军的围攻并使之弃尸数百的战例。在青马与藏民和藏军的争斗中，后者处于绝对劣势，其火器、战术、社会组织的落后根本无法与青马抗衡。
青马被“誉”为残暴，同其历来残忍屠杀征伐对象和俘虏的记录有关。1935年四方面军的偏师曾深入过青海，众多伤病员和俘虏被青马活活砍死。西路军俘虏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仅活埋的就近千人，而活埋的理由仅仅就是为了节约子弹和节省力气。战斗俘获后当即砍杀的无从统计，估计西路军阵亡的数字中相当部分属于这种情况。
现实中青马大桥没有被炸，只是《拆弹专家2》中的剧情里炸毁了青马大桥。在电影的最后，刘德华、刘青云用C4炸弹炸掉了青马大桥，让大反派驾驶的装载有小型核弹的列车掉进海里，避免了人员集中的香港国际机场被核弹摧毁。
电影中之所以炸毁青马大桥是因为青马大桥为香港市区前往香港国际机场的必经之道。在装载有小型核弹的列车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只有炸掉青马大桥，才能阻止大反派摧毁香港国际机场的阴谋。
扩展资料：
现实中青马大桥的建设，与香港国际机场有很大关系。青马大桥总投资额72亿港元，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双层钢悬索桥，上层为公路车道，下层为双线铁路及两条行车道。全长2160米，水上主跨1377米，桥宽42米。上层公路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100公里/小时；下层铁路为双向二线，设计时速为135公里/小时。
青马大桥建成时，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悬索桥。它的设计使用期限为120年，与英国桥梁建筑标准相同。由于青马大桥是一座跨海大桥，是香港市区通往大屿山的重要通道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必须保证道路的不间断通行。
老八路讲述延安红色故事
【金陵晚报报道】“终于等到开馆了，我想见一见延安的同志！”10月13日，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展馆，一位80多岁的老人见到记者时这样急切地说道。“我是抗大5期的学员，我在三大队二支队，支队长是聂凤智。”
老人这句话，一下吸引了周围的观众和延安的工作人员。大家围在他身边，听他讲述延安的故事。这位老人名叫贺立德，虽然今年88岁高龄，但身体仍然十分健康，还背着相机照相。
“我是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贺家海村人。1938年2月，鲁西北特委选派我们6名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到延安时，我们从山东到延安的学员就有500多人。”老人找到展馆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照片说：“当时在欢迎仪式上，冼星海和丁玲指挥我们唱起《抗大校歌》和《游击队之歌》。开学以后，正值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延安，我们在校长何长工带领下来到庆阳，修房子，挖战壕。我们边学习，边生产。在国民党经济封锁时，我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
老人来到百团大战的展板前，一场场战斗又回到了眼前：“1940年，我们开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平型关参加了百团大战，我记得是103个团参加了战斗，我们天天行军，天天打仗。日本鬼子20里就筑一个据点，我们在一个村子发现敌人，我们是贺龙120师358团，赶到那里，团里一二营急行军，占据了一个高地，用重机枪掩护，等三营赶到已经把敌人赶跑了。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一个班长。后来，我们又急行军，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就这样打下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打破了日本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
据贺老介绍，日本投降以后，他就在山西大同搞地方工作，后来又到东北工作。抗美援朝时，贺老在东北空军医院，接收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伤病员。后来，他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担任武装部长，直到离休。通讯员 宋伟
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孙振法
我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又参了军。在延安时期，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我不但看到毛主席日理万机、操劳党和全国抗战大事，也看到毛主席身体力行，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
一粒米、一口菜都不浪费。1943年，组织上派我去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主要工作是整理主席的办公室，每日三餐为他打饭。主席的饭菜很简单：一小盒米饭，两菜一汤。饭菜吃光了，他很高兴，饭菜剩下时，他总是叮嘱我们：“给我留着，下顿热热吃。”饭是用一个木质的盒子盛着。我多次看到主席将掉在桌上的米粒拣起来吃掉。主席注意节约粮食，可是当时的卫生条件很差，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我和另一位警卫员琢磨怎样保证主席的饮食安全。想来想去，找出一个最简便的方法：打饭前烧一壶开水，把饭盒烫烫，消消毒。
一套棉衣穿三冬。1943年春暖花开之时，毛主席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衣棉裤。就在这时，国民党驻榆林的司令官邓宝珊路过延安，要拜会毛主席。主席要接见客人，穿一身破衣服怎么行？办公厅委婉地告诉客人说，主席工作太忙，请稍等。有关部门为主席赶制了一套夏装，毛主席脱下旧棉衣时对我说：“这套棉衣，你们给拆洗了，缝补一下，明年我还能再穿一冬。”
那时我们是两年发一套棉衣，而毛主席却是一套棉衣缝缝补补穿三年。这身棉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棉裤的两个膝盖处一边一个大补丁。
摇铃集体吃饭。陕北地区1945年时大旱。一天上午，毛主席叫我通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几位中央领导来开会，不到半小时会就散了。中午吃饭时，主席对我说：“从明天起，我们几个人取消个人灶。听见摇铃告诉我，集体去食堂吃饭。老天爷不下雨，就得节省粮食。你们也要吃一顿干的、两顿稀的。有没有意见？”首长们都取消了个人灶，带头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说的？我们干脆地回答：“没有意见。”
毛主席的大青马。1943年有关部门从骑兵团给毛主席弄来一匹大青马，由一位名叫侯登科的老红军喂养。平时毛主席很少骑马，但在转战陕北时它成了主要交通工具，毛主席一直骑着它。据毛主席的警卫员讲，沙家店战役前夕，毛主席从“前总”回驻地，大青马的马掌磨掉了，走起来一拐一拐的，主席舍不得骑它，是跟在马后边走回驻地的。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由平山移师北京。毛主席在上汽车前，特意去看望侯登科，并对老侯说：“我们先走一步了，委屈你了。这匹马归你了，你可以骑着它进北京。”后来大青马老死在北京动物园。延安博物馆把大青马的笼头、马鞍等收集起来展览，人们看到毛主席始终没换过新的。
夜以继日工作。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始终很忙：指挥前方抗战、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组织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浪潮。这期间，主席工作起来都顾不上吃饭和理发。夜间办公，天亮睡觉，中午起床，下午五六点钟吃午饭，接着又是办公，吃晚饭就没准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般在夜里12点钟提醒他该吃晚饭了，主席总是说：“啊，还没吃饭？快弄饭来吧！”当我们把饭打来，给他摆好，他又顾不上吃了，说稍等等，继续思考问题或是写东西。我们怕打扰主席的思路，时间等长了，饭凉了只能再热，这是经常的事儿。主席工作效率极高，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社论及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一夜成稿，第二天见报。天亮时，我们在门外只要听到订书器的“咔嚓”声，就知道主席写完了。
主题：【征文】流传在“小延安”的抗日故事 [精]
单县朱集镇张寨村是单县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第一届中共单县县委、中共鲁西南工委、中共苏鲁豫特委、湖西专署和全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抗日自卫团联队诞生地，享有“小延安”之美誉。近日，作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拜“读”到一则则脍炙人口的抗日故事。
最受队员喜爱的抗日歌谣
1938年3月，县委从张寨、张花园、王岗等十几个村抗日自卫团中抽调骨干力量80余人，组成张寨抗日自卫团联队。为了鼓舞士气，教育群众，联队坚持大唱抗日革命歌曲，并号召人人自编鼓动性强、教育作用大、易记易唱易理解的抗日歌谣。为此，队员们都怀着满腔热情，摽着劲儿试编。不长时间，就编出了几十首。他们从中评选出10首优秀歌谣，其中米风海编的一首《千万不能打呼噜》最受联队队员喜爱。后经队友们集体修改，这首歌谣更富感召力：日本鬼子打进东三省哟/我们还在打呼噜（即不觉醒）/日本鬼子打进山海关哟/人们还在打呼噜/哎哟，日本鬼子打到芦沟桥哟/我们才睡醒/同胞们醒来吧/鬼子打进了济南府/兄弟们醒来吧/鬼子打到了家门口/我们不做亡国奴/敢与鬼子刀见红/同胞们，扛起枪拿起刀/对准鬼子头/同胞们，千万不能打呼噜……勇士们高唱着这样的歌谣，“小延安”一带迅速掀起了抗日卫国的高潮。
农家院里编印抗日小报
1939年2月，中共苏鲁豫特委针对当时抗日形势的需要，根据我党的方针政策，为广泛团结各群众团体和各阶层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创办《团结日报》，由魏钦公（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党校校长、省政协副主席）负责并担任主编，报社设在与张寨相邻的张花园村张昌学家。开始油印，后来搞了一台印刷机，每期份数由几百增至几千。再后来，社址迁到张寨村，报名改为《哨兵》。这张生在长在“小延安”农家院里的报纸，当时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启蒙”良知，有的国民党匪首率部起义，弃暗投明；不少地主豪绅纷纷献枪献马、捐钱捐粮，支援抗日战争。
一场扬眉吐气的“狙击战”
1938年7月2日，刚刚被编为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八大队的张寨抗日自卫团联队，获知日军吉谷师团1000余人从砀山沿单砀公路向单县进犯。在教导员高文甫率领下，抗日自卫团联队火速赶往马良集附近狙击。待鬼子兵踏着大皮靴啪啪地接近时，高文甫一声令下，长枪齐鸣，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当即死伤几十人。待鬼子头目哇哇叫着回过神来的时候，机智的勇士们顿失踪影。气急败坏的鬼子头目指挥着向他怀疑的方向好一阵猛烈扫射，我掩伏在安全之处的勇士们哈哈笑着直骂小鬼子笨蛋……
张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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